理論源于實踐，實踐需要理論指引。 2005年8月15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在湖州市安吉縣余村考察時，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理念，即“兩山論”，并成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為紀念“兩山論”提出15周年，本報特約包括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在內的有關院校著名教授、專家撰文，就如何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綠水青山如何轉化為金山銀山、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機制與路徑、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升生態環境治理能力等，進行專題研究與探討。本期先刊出三篇，以饗讀者。

生態產品是我國基于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的背景下提出的獨創性概念，是指在不損害生態系統穩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物質和服務產品，水源涵養、水土保持、污染物降解、固碳、氣候調節等調節服務，以及源于生態系統結構和過程的文學藝術靈感、知識、教育和景觀美學等文化服務。進入新時代，隨著我國人民對美好生活中生態產品需求的增強，生態產品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何種機制的建立可以促進生態產品價值變現，實現對生態資源的有效保護、合理利用和優化配置，提升優質生態產品的供給能力？這關系到綠水青山如何有效轉化為金山銀山，成為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重要問題。

一、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建立的理論背景

1.生態產品的概念界定

《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國發〔2010〕46號）首次將空氣、水源、氣候等自然要素賦予“產品”屬性，創新性地提出“生態產品”概念，并將生態產品置于與農產品、工業品和服務產品同等的地位，為轉變資源管理方式、協同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開辟了新視角，但其內涵還是不夠完整。隨著《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的實施，特別是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選擇具備條件的地區開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當前學界對生態產品的認識呈現出兩類觀點：第一類觀點是延續2010年《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提法，將生態產品等同于具有生態系統功能的自然資源要素，作為生態系統的產物和組成部分，能夠提供供給、調節、文化、支持等生態系統服務，這類觀點將生態產品視為投入要素，容易導致生態產品的利用停留在初級原材料開發階段。第二類觀點從廣義視角提出生態產品既包括自然資源要素，也包括資源經過產業化加工衍生出的產品。有的專家認為，生態產品是良好的生態系統以可持續的方式提供滿足人類直接物質消費和非物質消費的各類產出。綜合來看，狹義的生態產品是指生態系統調節服務產品，具有外部性和公共屬性特征；廣義上的生態產品是生態系統產生的可以被人類合理有序、可持續的開發利用，具有經濟價值的物質產品、調節服務產品和文化服務產品。

2.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理論梳理

20世紀后期，科學家開始認識到生態系統不僅為人類生產生活提供物質產品，還對人類生存與發展有重要的支撐作用。聯合國統計署《環境經濟核算體系-中心框架》（UN， 2014）強調生態系統重要性，并明確“生態系統資產”包含生物和非生物成分組合及其他共同作用的特征，生態系統服務從生態系統資產中生成，進一步明確了其是一個存量的概念。

生態產品是生態資產釋放生態價值的載體。在國際上與之類似的是生態系統服務，是指人類從生態系統獲得的各種惠益。聯合國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和環境經濟綜合核算（SEEA）研究對生態資產、生態產品研究具有重要影響作用。在各級政府的支持下，廣大中國學者在國家、省域、市域、縣域甚至是村級尺度上對不同生態系統類型開展了大量實踐探索，試圖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理論依據和數字支撐，但由于缺乏相關的轉化標準等原因，有關成果遲遲未能真正納入政府的決策體系。

在生態產品價值政策創新應用方面，中國科學院歐陽志云研究員首次提出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概念，將其定義為“生態系統為人類福祉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的最終產品與服務價值的總和”。GEP強調了最終產品與服務，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了理論基礎。生態環境部王金南院士等在綠色GDP基礎上，提出了既做減法（扣除資源消耗、環境損害），又做加法（補充生態效益）的中國經濟-生態生產總值核算模式（Gross Economic-ecological Product, GEEP)，強調經濟與生態價值的整合及其協調發展。學界通常將生態產品價值區分為可供交易的直接市場價值（經濟價值）和需要補償的非直接市場價值（生態價值），目的在于明確生態產品開發利用的功能定位。

生態補償是中國化的“生態系統服務付費”（PES）。國外關于生態系統服務付費的政策設計通常是小尺度的，生態系統服務使用者和提供者身份和責任明確，主要集中在水資源管理、棲息地保護、森林碳匯等方面。廣義上的生態補償一直被視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要途徑。實踐中，我國各級政府已經出臺了超過300項與生態補償直接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并通過政策工具和市場工具使生態產品價值得以實現，是生態補償市場化、多元化改革的重要出路。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一個理論性、政策性和實踐性極強的課題，國外的一些研究多是從個別地區的案例入手，從理論層面做的應然性探討。我國對該問題的關注度頗高，2020年4月27日，自然資源部公布了其組織編寫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典型案例》，但目前的研究仍處于探索階段。

二、建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面臨的問題

1.生態產品價值的特性

與一般純粹的經營性產品或公益性產品相比，生態產品價值呈現出幾類特性，給生態產品價值核算與實現增添了難度。

一是生態產品價值的外部性。生態產品的市場價值既包括直接獲取的食物、水資源等的價值，還包括由生態產品提供的正外部性服務而產生的外溢價值。

二是生態產品價值的稀缺性。隨著生態治理水平提升，各地區生態環境質量趨于均衡，原有的生態優勢逐漸弱化，生態產品的稀缺性價值隨之減少。

三是生態產品價值的空間差異性。各地因生態產品的生產成本、需求水平差異，導致同種生態產品在不同區域間的價值有別。

四是生態產品價值的公共性。基于消費視角，生態產品具有（準）公共物品屬性，難以形成有效的資源配置市場，難以由統一的市場價格反映價值。

2.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建立的障礙

由于生態產品形態多樣、價值構成復雜，因此，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需要依據存在形態和產品屬性加以分類。通常可以將生態產品價值區分為可供交易的直接市場價值（經濟價值）和需要補償的非直接市場價值（生態價值）。但是，如何解決生態產品量化表達問題，包括生態產品的實物定量化表達、價值定量化表達、在空間上的表達等；如何明晰產權，活躍生態市場；如何健全多元化的生態綜合補償機制等，都是現實中遇到的難題。究其原因，我們發現目前尚存在對生態產品分類尚不清晰、管理主體不甚明確、對生態產品的特殊性未給予應有的關注等諸多問題，嚴重阻礙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建立。

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亟待創新

推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亟待機制創新，需要從基于科斯定理的市場化路徑與基于庇古理論補償機制著手進行破解。建立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重要舉措，也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

只有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主體作用，才能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當前，對可供交易的物質產品可以建立與之相應的市場化機制，通過市場化、多元化路徑促進生態產品價值；對不能直接變現的生態涵養類產品應建立生態指標和生態信用，發揮政府對市場的激勵與約束作用；此外，還需要健全基于GEP的評價考核機制，GEP核算結果可以為經濟社會考評、生態付費、生態補償政策制定提供理論支撐和科學依據，促進區域生態環境與生態經濟的相互轉化，實現區域間協調發展。

總之，通過研究產權改革，探討生態賬戶建立的可能性以及GEP考核評價、生態補償、綠色金融等途徑，并構建相應的關聯機制。創新綠色金融、信息共享機制，充分發揮生態補償機制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生態產品的價值在以政府為主導的生態補償和多元主體參與、綠色金融支撐的市場化機制協同推進下得以實現，推動綠水青山提供的生態產品轉化為金山銀山。從而滿足新時代人民對優質生態產品的需求，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要義，揭示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辯證關系，體現了習近平治國理政的綠色發展觀。在過去，人們由于對生態產品價值認識不充分，尤其是認為生態調節服務產品的經濟價值無法核算，因此認為生態產品價值難以兌現。生態產品價值核算可以為科學認識生態產品價值提供依據，為將生態效益納入社會經濟考評體系提供參考，為將“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生態產品付費行為提供基礎，在推進高質量綠色發展各個環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指標建立和實踐應用方面，中國政府的頂層設計和中國學者的學術研究位于國際前列，為全球綠色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又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首次將保障優質生態產品供給寫進黨的政治綱領，體現了頂層設計對生態產品可持續供給的高度重視。在學術研究方面，目前國際學界對于生態系統產品與服務的定義和分類基本達成共識，但是由于核算目的、數據可得性等方面的差異，包括被廣泛參閱的聯合國統計署SEEA（環境經濟綜合核算體系）系列文件在內的國際研究缺乏對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的指標體系和技術方法作統一詳細說明。與西方學者對自然資本的點狀研究不同，中國生態產品價值核算學術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是在十幾年的發展中，中國學者開展了廣泛的研究，生態產品評估經歷了從樣方尺度的點狀研究到全國尺度的面狀研究、從水源涵養功能量多少噸到水源涵養價值量多少億、從生態產品價值數字統計到生態產品價值空間制圖、從零散的單項生態產品價值核算到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的進步和發展，形成系統的評估體系和科學的核算方法，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認可，表明中國學界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理論扎實、思路先進、方法科學處于國際領先地位。

生態產品價值科學評估體系與核算機制為全球生態產品價值核算給出了中國方法。中國科學家建立了完善的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指標體系和技術方法，在國際首先提出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的概念來核算生態產品總值，評估自然生態系統為人類生存與發展所提供給的支撐作用和福祉貢獻，并將其定義為“一定區域在一定時間內，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最終生態產品與服務的經濟價值總和”，在理論上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GEP核算是運用生態經濟學方法從生態物質產品、調節服務產品和文化服務產品三個方面明確生態產品所蘊含的貨幣價值。其中，生態物質產品包括農林牧漁產品和水資源等，調節服務產品包括水源涵養、土壤保持、防風固沙等，文化服務產品包括生態旅游、景觀價值等。GEP概念的提出和科學的核算結果為將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評價體系、生態保護成效評估、生態產品付費政策制定以及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了科學依據，使得生態產品價值評估結果更便于納入決策體系，并用于規劃和管理。

生態產品價值應用于生態補償績效評估是綜合評估生態保護成效的中國實驗。2014年，亞洲開發銀行資助中國在青海、貴州和云南選擇省、市、縣不同尺度開展建立科學可行的生態補償績效與地方政府生態保護成效評估體系的研究。這個實驗建立了面向生態補償的生態產品總值（GEP）和生態資產核算指標體系、技術方法，為生態補償績效考核、重點生態功能區政府績效考核和生態補償政策實施有效性評估提供科學依據和技術支持，向國際社會分享了利用GEP和生態資產核算評估生態補償政策的中國做法與經驗。

生態產品價值應用于生態文明建設考核是將生態效益納入政績考核的中國創新。在高速經濟增長和快速城鎮化背景下，管控城市生態空間和保障生態產品供給顯得尤為重要。作為我國快速城鎮化地區典型代表，深圳市的鹽田區將生態產品總值（GEP）納入政府部門的生態文明考核評價體系，通過制度設計使生態產品總值“進規劃、進項目、進決策、進考核”，建立了GEP和GDP“雙核算、雙運行、雙提升”的考評機制，在將生態系統對人類福祉的貢獻納入政策制定和決策方面做了大膽創新的嘗試。

生態產品價值應用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探索經濟綠色增長新路徑的中國創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不僅是中國破解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難題、實現綠色發展的新方法，在全球范圍內也是新課題。在我國，浙江、福建、江西和湖北等省份正在積極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其中，浙江麗水以生態產品總值為科學依據推動“政府采購生態產品”和“企業購買生態產品”，湖北鄂州根據生態產品總值核算結果在不同區域之間設計生態補償規則，這些做法都是基于生態產品總值科學核算，把綠水青山蘊含的生態產品價值轉化為金山銀山，實現生態產品付費、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國創舉。

毫無疑問，在生態產品價值核算、指標建立和政策應用方面，中國的頂層設計和學術探索是處于國際領先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綠色發展觀堪稱占據了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制高點。毋庸諱言，當下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理論和實踐的探索還是非常初步的，未來道阻且長，需要我們通過建立生態產品價值科學核算機制，通過政策創新、制度設計，持續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探索提供科學依據和理論支撐，保障優質生態產品可持續供給，全面建設美麗中國，繼續為全球高質量綠色發展提供中國樣板，貢獻中國智慧！□

生態產品概念的提出為轉變資源管理方式、協同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開辟了新視角。從供給側來看，保持經濟發展的長期動力必然要求肯定“資源有價論”，破解保護和發展矛盾，《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首次將空氣、水源、氣候等自然要素賦予“產品”屬性，與農產品、工業品和服務產品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要求通過保護和修復生態系統，確保優質生態產品供給，蘊含著建立綠色生產方式的基本理念；從需求側來看，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的需要”，生態產品不僅是維系生存發展的基本需求，也是新時期解決溫飽需求后對優質資源、綠色食品和優美環境等高層次、多樣化的需求，蘊含著培育綠色生活方式的基本理念。

隨著全國各地紛紛開展“生態產品供給和價值實現”實踐探索，一批卓有成效的做法初步得以驗證。2020年4月，自然資源部辦公廳印發《關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典型案例的通知》，以11個典型案例為各地推進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工作提供借鑒。盡管各地生態矛盾表現不一、生態產品形態多樣，但成效突出的實踐探索均離不開政府和市場的明確定位和協同作用，歸結其經驗如下：

一是以守好生態紅線為導向，集合財政支持與社會資本推動生態修復和補償。守好生態紅線是確保生態系統功能良性運轉的前提，由社會經濟活動負外部性導致功能退化的生態系統，必須經過修復和改造才能提供具有價值的生態產品。由于供給生態產品的生態系統大多具有公共物品屬性，因此生態修復和補償必然要求政府監督和提供激勵；而生態修復和補償所依賴的大量資金和技術更需要社會力量予以支持。山東威海市華夏城“礦坑廢墟變景區”引入民營企業華夏集團作為修復和開發主體、江西贛州尋烏縣“廢棄礦山變工業園區”由縣財政出資，聯合其他合作銀行成立生態基金，撬動社會投資推進生態修復，均體現了政府支持和監督下，社會主體共同參與、共享收益和共擔成本的治理路徑。

二是以要素市場化配置為導向，創立政府規范下的資源產權交易市場。對于可清晰界定產權的生態產品，市場交易的實質是交換產權，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就等同于產權所有者權益變現。一方面，明晰生態產品產權主體，意味著厘清市場主體權責，落實生態產品供給職能，保證生態產品收益合理分配；另一方面，按照產權分離思想，在堅持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的前提下放活經營權，以資源資產化、資本化形式實現生態產品價值。綠色金融工具在創新產權交易市場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重慶推行的地票交易、森林覆蓋率指標交易等創新舉措，推動了城鄉間資源優化配置；森林碳匯和濕地碳匯等也可被視為一項生態產品，通過碳排放指標交易達到減排和增收的雙贏效果。由于這類產權交易類型多樣，交易產品主要是將政府規定的約束性目標轉化為交易指標，因此交易市場的創建和運營依賴于政府的認可、監督和規范。

三是以集約化經營管理為導向，搭建政府引導下的管理和運營平臺。資源富集的農村地區，面對勞動力銳減的現實約束，資源分散布局、小農式分戶經營難以滿足資源高效利用的要求。對此，南平市由政府主導引入社會資本和專業運營商共同搭建“生態銀行”，對林木、土地等資源集中收儲和規模整治，將分散資源整合為優質資產；廈門五緣灣片區由市土地發展中心牽頭、聯合專業建設單位，實現整村用地收儲，集中改造和建設；余姚市梁弄鎮以黨政主導、村居主體、社會參與共同搭建要素統合平臺，實施全域土地統籌規劃綜合整治。政府牽頭搭建專業化管理運營平臺，在充分尊重農戶意愿的前提下集中人財物推進集約化經營，既為社會資本參與生態產品開發提供了信用背書，又為生態產品對接市場需求、實現價值轉化提供了渠道。

四是以全面性系統性為導向，多元市場主體參與推進資源互補和產業融合。將生態產品納入現代經濟體系范疇，是推動生態效益切實轉化為經濟效益的可行路徑。構成生態產品的自然資源本質上是一種生產要素，只有與其他資源要素融合互補，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實現綜合效益最大化。生態產品供給涉及多方主體和多重利益，必須充分納入企業、公眾等市場主體，以多樣、理性的消費需求為導向，創新產業形式發掘生態產品價值。尤其對于生態調節服務、文化服務這類無形的生態產品，其價值難以單獨量化，可通過生態旅游產業、休閑農業等形式，將生態價值附著在有形產品或服務上，引導消費者付費。南平“生態+文化”產業、余姚“綠色+紅色”產業、玉溪集中優勢資源建立“綜合產業集群”等實踐，不拘泥于單一資源的開發利用，在系統性修復治理的基礎上，集合多種資源要素，打造立體化生態空間和多樣化業態，以產業關聯效應、規模效應促進生態產品保值增值。

生態產品兼有公共產品屬性和經營性產品屬性、鏈接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其供給和管理無疑是對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新考驗。當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在政府監管和市場化運作等環節仍存在困境。比如，如何厘清生態產品的邊界和適用性，避免“一籮筐”地引入而降低效益；除了政府補償外如何保證生態產品的非市場價值的實現；如何把握資源管理和運營平臺的職能范圍，充分尊重市場主體的自主選擇意愿，保證資源要素自由流動，避免形成僵化固定模式等，這些難題有待于規范的制度保障和長效工作機制，確保持續的實踐創新、檢驗和反饋，最終融合于現代化經濟體系和生態文明建設戰略布局中。□

來源：中國礦業報